汪大渊的海上丝绸之路 | 邓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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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渊的海上丝绸之路

作家：邓涛

再辽阔的海也可以从一本书里渡过。

                                      ——题记

甲

虞集老先生在元代的文化界声名显赫，以至门庭若市。听闻一位从海上来的年轻人想来拜会，自旧朝南宋以来，海内外交流极其频繁，不足为奇。虞集继续了解到，此人叫汪大渊，江西人，喜好诗文。他开始感兴趣，答应会面，虞集本人少时因避宋末战乱，随父从湖南迁居江西。汪大渊很兴奋，虞集不仅是大儒，而且是“元诗四家”之一。他恭敬地步入虞集的书斋“邵庵”，送上从印度洋海域采来的珊瑚树，此物浑然天成，虞集反复端详，甚是喜爱，还吟上了几句。尽管汪大渊虞集眼里，只是后辈，甚至是小人物，但相谈甚欢，结下忘年之谊。人们一直在寻找历史迷雾中若隐若现的汪大渊，追赶他奔往世界的脚步，在《虞集全集》万余首诗文中查找有关汪大渊的只言片语，结果大失所望。南昌街头巷尾老人们的口头文学会提及汪大渊的名字，有的甚至能讲出排工号子的唱词：“......汪家垄住航海客哟嗬，飘洋过海到夷洲罗嘿。”再详尽一点，便莫衷一是。
其实绝大部分人对汪大渊的印象模糊，或许是郑和的船队过于体面、壮阔，遮掩了汪大渊驴友式的航海。抑或是汪大渊的冒险精神在中庸思想固化的东方不被重视，尤其明中期实行海禁后，汪大渊的事迹近乎封杀。
汪大渊留存下来的史料寥寥无几，南昌各种版本的地方志均查无此人。他走得太远，必须在一本书里去追赶他，即号称影响中国的百本书籍之一《岛夷志略》，有限的线索让我们无法读全他，大部分章节让岁月的风吹得散佚了，甚至对他在航海中担任的工作以及晚年生活一无所知，但依然能触摸到一个元朝人特立独行的人生温度。

乙

青云谱施尧村逼仄的汪家垄管控不了汪大渊虎虎生风的脚，他似乎早已明察世事，腹藏万卷书，不屑功名。南昌自唐以来便是内地重要的造船基地，给汪大渊不安分的心灵以奇幻的想象。泉州算得上汪大渊的第二故乡，这座巍峨的鲤城，被油灯和火把照耀得通亮，马可.波罗惊喜地喊它光明之城，这种光明具有世界性的感召力和集聚性，赫赫地占据东方第一大港的位置。汪大渊错愕于泉州对外贸易“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华图景，有一种万邦来朝的雄姿，大船云集，每一艘远航的船都是辛酸的叙述，街边操着各种语言的人摩肩接踵，带着盐的气息狂歌痛饮，欧洲、波斯、阿拉伯、爪哇、锡兰、鞑靼......不同的文明在这里碰撞、交流，汪大渊在茫茫人流中目不暇接。江西籍的大儒吴澄谈到泉州：“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老谋深算的南宋高宗已不遗余力地展现出这样的大国风范，马背上的元人竟也精明地设计出一套海外贸易的先进制度，鼓励海商们一次次的生死远航，在海上形成一条照顾各方利益的黄金之路，营商之风打破读书仕进的儒生观念，汪大渊开始想海，无边无涯的海洋在他眼里倒真是一片可以驰骋的原野。江湖虽大，毕竟在四海之内，他渴望更深的蓝，更激烈的雨，更灿烂的阳光。

人生有很多选择，但也做不了太多的事，能把一件做到妙处，可谓是大成功，这次他选择了与帆一起行进。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图帖睦尔的确难以将内讧的元帝国那庞大的身躯从泥潭中拨出来。这些与年甫二十的草民汪大渊并无太大关系，他只是着手安排一次冒险的行动。远航是汪大渊对怯懦、庸常生活的叛逃，对于当时的中国，海外许多地方已经不生疏。他清楚这条航线上的那些事，独步海洋的中国制造“大宋商船”、本朝著名海商世家“杨氏三代”……当然，还有海难，这条航线的洋底不但有丰富的海产品，少不了大量的唐宋陶瓷。也许这一去就不再复返，他需要向故土和家人做些交待，信函、诗，还有酒。劝阻的话和依依不舍的泪花挽留不住一颗执意追求自由的灵魂。柏拉图说“有理想在的地方，地狱就是天堂。有希望在的地方，痛苦也成欢乐。”冬天，是出海的季节。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搭乘商船，繁华的泉州越来越远，只剩下依稀的灯火，接着，海天茫茫。那一刻，汪大渊觉得整个大海都交给了他，同时他也把命运托付给了一条船。汪大渊带着复杂的心理站在甲板上，像是踏着一块移动的小小陆地，它起伏，颠簸，九死一生。他有些怅然若失，又有心驰神往。他要去看看不一样的远方，这一走就是五年。

大海掀起了他生活的高潮，远方是迷人的，也是神秘的，不能仅是遥望，只有出发，才可能抵达。海阔凭鱼跃，再远些，他试图推开世界的一扇扇门。这是疯狂的旅行，总有不熄的激情在内心翻滚。

汪大渊沉浸在蓝色的时光里。从泉州起锚，出台湾海峡，经南海、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渡地中海抵达非洲西北角的摩洛哥，回埃及出红海奔往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至斯里兰卡，并前往澳洲，从加里曼丹、菲律宾回到祖国。大船穿越浪的丛林，感受船体与大浪之间交互碰击的力量。没有一根缰绳可以拴住这些浪，它们自由，随风起舞，像一群奔腾的动物。时常也会与一些狂野的暴雨、大风不期而遇，浪陡峭地耸立起来，塌方似地砸向船舺。一时暴力、狰狞，一时又平和、肃穆，充满着分裂的禀性，这就是荒诞、离奇的海洋。

草原上的铁蹄在血腥的征途上取得陆地的完胜，却对海洋一筹莫展，海上滔滔巨浪阻挡了草原上成长起来的元朝，而此时的汪大渊象巡海的大神，不在乎前面的生与死。他在汪洋之中倾听和瞭望，这是奇特的体验，高于尘世，充满着神性。海洋让汪大渊变得沉稳，强壮。许多文人可以拥有山川河流，很少像汪大渊这样拥有讳莫如深的大海，被一种深情、苍茫覆盖，有海浪的重量，有韶华的鲜美，有万丈的豪情，有生死间的飞跃。当我们迷醉于西方的航海故事时，东方亦有以汪大渊为代表的海上探险者，这是东方人缺失的一种身份。至元三年（1337），元朝已进入最后一任皇帝顺帝时代，虽然算是一位想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间也是元朝历届皇帝最长的，但统治阶级已无法挽回一个王朝的覆灭。这年，在首度远航中大长见识的汪大渊忍不住再次从泉州进行为期两年的海上漫游。

汪大渊领略着与东方完全不同的文明，稀奇的异域风情和单纯、野性的原始族群令他乐不可支。汪大渊的航海最远抵达了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东西方之间贯穿着成熟的航线，中国雄健的商船足以抵达非洲，有人介绍元代的远洋船只：“舶挂十丈之竿，建八翼之橹，长年顿指南车坐浮庋上，百夫见鼓番休整，如官府令。碇必良，纤必精，载必异国绝产。”所有的危险来自一些地区的混乱、大自然、海上的绿林和暗礁，现在很难具体核实汪大渊在漫漫旅程中所遭遇的磨难，但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感触每一步的艰辛，汪大渊笔下的占城、暹罗、重迦罗、毗舍耶等地区，“俗喜侵略”或“俗尚侵掠”、“俗尚虏掠”，甚至“不事耕种，专尚寇掠”，显然危机四伏。法国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说：“大海越是布满着暗礁，越是以险恶出名，我越觉得通过重重危难去寻求不朽是一件赏心乐事。”而同时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是经历着千辛万苦，才从海上来到中国的泉州。汪大渊的脚步似乎比伊本·白图泰轻松，大概汪大渊的苦楚被他饱满的诗情释解了。

丙

汪大渊是一位诗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的特例，在漂渺的情绪中携带诗意和老庄的气质游吟，洋溢着浪漫和灵幻。他敬重跌荡的月色和迷离的星光，落在心底，即有咏颂的冲动。梦想、黑夜、死亡交织的情感中，他用诗歌托起海洋、阳光、沙滩、岛礁、……像是进行一系列地理写作的采风，他在海洋的腹地和外邦的风情中，以在场者的视觉即兴抒情，惊涛骇浪也只是一道可以入诗的素材，为中国古典诗歌提供了稀缺的诗意图景。写作是安抚心灵的一种方式，他像大海的一位寄宿者，分享着一只船的孤独。诗歌是他内在的光亮，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他的诗歌写作颇见功底，并痴迷其中，他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可以联想，汪大渊在得到一首好诗后手舞足蹈的快感，诗与帆诠释着一个南昌人的浪漫。在斯里兰卡采集到珍贵的珊瑚，他欣喜异常。“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那些诗歌成为完成自我价值的灿烂注脚，他要到更远的地方寻找灵感，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位奢侈的诗人。汪大渊把海洋装进了诗里，可惜比海洋深沉的岁月将这些诗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使我们无法再走近一点汪大渊。

西方航海史充斥着霸权、罪恶，而中国的航海船队多为商贸货运，郑和下西洋之前，海商是航海的主要群体，汪大渊就记述了丝织品、瓷器、金属、食品等对外贸易的情况，有的地区翘首以盼中国商船的到来。丰厚的经济效益支撑着汪大渊远航的野心，这种令人惊呼的个人色彩的旅行在那个年代并非罕见，汪大渊之所以为江右商帮在宋元“中国大航海时代”占得一席之地，与一部书的流传有着密切关系。

我指的就是《岛夷志略》。

丁

好多年以后，像是从历史冷寂的深海里打捞出遗落的文字，这部书才从积压的古籍中苏醒，让我们看到了一片元时代的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愿意让更多人分享他的旅程。汪大渊拥有坚硬的人格。在海外，他有许多邂逅，并真实地采录下来，汪大渊强调他文字的可靠性，坦言：“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在泉州，汪大渊将航海手记整理成《岛夷志》，这与中国古代类似《镜花缘》的诸多海外异志和叙事存疑的《马可.波罗游记》迥异，他不想虚构一个世界，随笔式的纪实体现汪大渊写作态度上的严肃。随郑和下西洋的翻译马欢写道：“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从汪大渊的写作能力来看，仅仅界定为商人或是商船上的工作人员，显然单薄了。

一寸寸的海外时光如昨。从险象环生的海上生活回到宁静的书斋，汪大渊收放自如的人生着实令人羡慕。《岛夷志略》是关于元时期蓝色文明的一次深入考察，他碎片化地展示了一卷海外方域、山川、物产、习俗等鲜活的画面，后世熟悉的东洋、西洋之说便是汪大渊提出的概念。
海外的那些华侨逢见家乡来人，用热情与慷慨一解乡思，他们的目光也是远行人心灵的一种慰籍。汪大渊在书中记述着他们的生存状态，譬如居住在帝汶岛的泉州吴氏商人，以及新加坡、柬埔寨等地的华族移民。加里曼丹岛文莱地区对华人格外尊重，甚至伊朗西北部马腊格一带还有一位中国酋长。他提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砖塔，篆有“咸淳三年八月毕工”.

马可·波罗和汪大渊同处中国元朝时期，前者略早，西方学者称汪大渊为“中国的马可·波罗。”汪大渊的行旅中有着马可·波罗无法比及之处，那就是他的地理大发现，在汪大渊涉足到的220余个国家和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澳洲，比欧洲人早了二百年，也是后来郑和船队没有抵达的地方。他绘声绘色地描写澳洲土著人“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有的“穿五色绡短衫，以朋加刺布为独幅裙系之。”汪大渊详细述说了澳洲风土物产，应该是关于澳大利亚大陆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当然还需要一些时日的发掘、研究将这一重大结论予以最终确认。

汪大渊等一大批元朝的民间航海家们为郑和国家行为的壮举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上的准备，不到一百年，郑和开始了伟大的七下西洋。

戊

泉州为汪大渊两次送行，并等到了他的归来，而那些不断打听消息的家人也是望穿双眼。

汪大渊的视野比徐霞客辽阔得多，只是一本简行本的志略让我们无法了解到他更多的文采。他将人生规划得如此紧凑、精炼，可谓智者。耽读《岛夷志略》，其实也是考察一段人生，对我们随波逐流的生命何尝不是一次自省？我们生活的航线还剩下几成惊喜？

对于那些无法回到故乡的人，归来是一次凯旋。从海洋深处走来，像是被陆地招了安，他回到出生地，一座内陆中心城市，了却滋生的乡愁，山川宁静，冷雨杂芜，乡音如故。像是出了一趟远差，终于将自己放进了盎然的书卷，放进了南昌青云谱悠然淡泊的庭院。他似乎自在地做起了寓公，以吟诗唱和为乐，并将《岛夷志》节录为《岛夷志略》。在南昌重新刊刻时请到了诗坛大家张翥作序，张翥是一个颇自负的人，对自己的文字特别看重，不愿做的事坚决不做，哪怕是蒙古权贵，他有一句名言：“吾臂可断，笔不能操也。”他竟然答应了默默无闻的汪大渊，在序言中谈到：“焕章将归，复刊诸西江，以广其传，故予序之。”另一位作序的是泉州方志主修吴鉴，他在序中提及一件事：“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以君传者其言必来信，故附《清源续志》之后。”这里涉及到《岛夷志》的关键推手，也是对汪大渊和吴鉴都有着知遇之恩的偰玉立，此公祖上是回纥人，迁居江西，在南昌考中进士，工诗文，担任泉州的达鲁花赤，勤政务实，颇有声誉，后人称之“色目人之娇娇者”。“达鲁花赤”是蒙古语，由当年成吉思汗设立的官职，为地方各级掌握行政、军事实权的最高长官。偰玉立亲自主持二十卷的郡志《清源续志》，聘请吴鉴执行，力邀汪大渊撰写《岛夷志》，偰玉立和吴鉴都认识到《岛夷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故附于郡志之后。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将精简版《岛夷志略》收录其中，它精心绘就了半个地球，一条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本书看不到帝国的意志和旅途的惊心动魄，他从容地走自己的路，在静谧、没有风浪感的白纸上讲述着一个蓝色的传奇，给中国古代地理文本带来了热带的海洋气象。

汪大渊还算幸运，多数中国古代航海家无名于史。1979年版的《辞海》断言：“就清中叶以前有姓名可知的中国航海家而论，其游踪之广远，汪氏当居前列。”汪大渊本是江河之子，履历却横跨了诸多的海，他非典型的人生在《岛夷志略》里完成圆满，此生进入了最后一个港湾。

汪大渊，字焕章，出自《论语》：“焕乎其有文章。”他做到了，家乡人亦以焕章路纪念这位卓越的人和一本书记述的那个远方。

历史再次给汪大渊的子孙们乘风破浪的机会，在大视野大格局的当代中国，有一片海等着我们又一次起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