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涛 ‖ 奥威尔小镇：梵高的一张床

叶冰

奥维尔小镇：梵高的一张床 
文╱邓涛

   巴黎紧凑的行程表里必须腾出一大块时间给奥维尔小镇，在我看来，它不逊巴黎任何一处人文景观，因为那里有梵高的一张床。
   从市区到镇子里三十分钟，向梵高的一张床靠拢，我惦记着他用剃须刀割下来的半个右耳。
   梵高残忍地割下了自己的耳朵，奔腾的血液淹没了脆弱的泪腺。大概他在恍惚的一瞬，觉得耳朵不属于他天才的一部分。世道间不公平的声音让耳朵成为艺术以外的累赘。
   耳朵是一瓣古老、诗意的词汇，是我们身体上长出的寓言。不公平的声音还在，耳朵不会在另一个春天新鲜的成长。
   一只耳朵倾听真实与隐蔽，一只耳朵聆听伪善与隆重。它们敏感地捕获大地美妙的、粗糙的、尖锐的、低沉的讯息。
   瓦兹河右岸的奥维尔小镇来过很多艺术家，塞尚 、皮萨罗、比尼，只有梵高带着残缺的耳朵。奥维尔小镇在廉价的拉乌客栈给他提供了一张床，加歇医生努力将梵高从精神疾病的迷失中拉扯出来。

   奥维尔小镇是十九世纪欧洲艺术家的一个天堂，风景美得几乎没有死角，这个艺术现场一直完好地保存至今，主要原因当然是梵高将生命剩下的七十多天和缺了半个耳朵的躯体毫不吝惜地贡献给了小镇。每处奥维尔的景在梵高的画框里都赢得世界的目光，那是对天才的惊诧，对居高不下的梵高作品价格的惊诧。梵高蜷缩在奥维尔小镇的一张床上，他享受着在欧洲许多地方都禁止销售的苦艾酒，一生只卖出过一幅画的梵高没有享受到这些惊诧。
   我们邂逅一簇簇十九世纪的阳光，它们将梵高的画照射得明亮、瑰丽、丰富。也许灵魂的痛点正是梵高天才喷涌的泉眼，奥维尔小镇的美景止不住这些痛。没有生不逢时的人，只能生不逢运，上帝忘了制定纪律管控任性的命运。
   在梵高经常走的路上，我走得很慢，不能比他走得快，尾随着一段时光，梵高背着画架写生和归来，像是离他很近，其实离他的灵魂很远。我只能以这种方式追悼，尽管他的墓地近在咫尺，我没有走过去。绝望的梵高其实并不想再等待谁的到来，生前寂寞，没有蜂拥的访客，死后将他盛名下的繁华留给了奥维尔小镇，繁华里包括我的脚步，所有的迟到都那么虚伪，添加着梵高生命的悲剧浓度，但允许我在拉乌客栈怀念他的一张床。七平米的小阁楼里墙壁上布着裂纹，世界只给了他一个狭小的空间，他喜欢光亮，但那扇小窗提供不了梵高人生中所需要的充足的阳光。生前的一张床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我想落泪，想起很多人，他们的天才被一双双庸俗的手揉得皱皱巴巴 ，也得不到一张让他们睡得安稳的床。
   尽管时间终于制止了世界的冷漠，抹去了梵高这光辉名字上覆盖着的厚厚积灰。但好像有点晚，1890年7月27日下午，走向麦田的梵高开了枪，没有惊飞他最后一幅作品《麦田群鸦》里的那些鸟，击毙了自己苦难的年华。7月28日，他至爱的弟弟提奥赶到奥维尔小镇梵高床前，两兄弟一起回忆生命的片断。是的，生命就是如此不堪一击的片断。次日凌晨，一生未老过的梵高或许将他三十七岁以后的写生地址选择了一处比奥维尔小镇更美的地方，谁也不知道那是哪里？7月30日，零星的亲友参加了梵高的葬礼，六个月以后，提奥来奥维尔小镇陪自己的兄长，两个人的墓像并排的两张床。
   文森特·威廉·梵·高其实活在早已死去的一个人的名字下，这个伟大的名字最初属于他夭折的兄长。

   生命的长度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事，要看阳光是否将你有限的生命照得明亮、瑰丽、丰富。

我说你听

最近几篇文章里的图片，跟画一样美丽！